在国人眼中，大多以为中国最大的四合院在北京，最早培养军官、将帅级别最高的是广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其实，中国最大的四合院是在云南昆明，最早培养军官的学校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将帅最多、级别最高的也是讲武堂。这个讲武堂不仅是“洋务运动”以来目前国内保留最完整、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军事院校，培养了国内外一大批开国元勋，而且在建筑风格和建筑艺术上，现在依然有着许多可供从事现代建筑的人们学习和借鉴之处。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美丽的翠湖公园旁，占地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是一座极其标准的走马式转角正方形建筑，分东、西、南、北楼。每楼长120米，周长近500米。西、南、北三处两层楼高10米，东楼3层高16米；东、西楼宽12米，南、北楼宽10米，外观十分协调，内部却不对称，这种建筑手法实不多见。东楼墙体全用每块数百公斤的大青石砌成，南楼墙体则用土坯而垒，西、北两楼墙体则是青砖夹层，土、木、砖石、石木结构为一体，在古式建筑中极为少见。尤其是这幢四合院的根基，全部采用云南特有的沙松制成的梅花桩，经历近百年风雨剥蚀而完好无损。除此之外，讲武堂青瓦楼宇和黄色墙面，围着1.2万多平方米的院子。
据有关专家、学者考证，这座四合院比北京老四合院多600余平方米，是中国现今最大的四合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西洋式的拱形窗户以及全部包在墙体内的柱子，则更说明这是一座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如果有人要问：这座老建筑的房屋有多少间?教室有多少间？宿舍有多少间?所有这些，由于年代太久，经多次改造、多次复修变化太大，现在的人谁也没法按当时的原貌细说清楚，但二楼上那条贯通东、西、南、北全长约500米的长廊，堪称中国最长的楼中通道。特别是这座建筑四边转角处竟无一点伸缩缝，更加体现了它完美精湛的建筑艺术。用专家、学者的话说，这座古老的建筑不仅在90多年前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就是在现代建筑中，要用此种手法建造如此宏大的楼阁，也是十分不易的。令人遗憾的是，这座讲武堂的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它的很多特点和奇迹，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百年之秘”，诱惑着人们去追寻那叱咤风云的光荣历史。
清朝末年，“讲武”创建
清朝末年，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湘军、淮军头目，掀起了“洋务运动”热，清政府敕令全国编练“新军”36个镇(相于当于师)，先后创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学校，如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等。当时，清廷的“新军”始建云南，亟需培养大批新型军官，云南藩台沈秉堃几经奏请清政府，获准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
讲武堂于1907年破土动工，1909年全面落成。同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讲武堂迎来首批学员。云贵总督高尔登为总办(校长)、李根源为监督(教务长)，实行校长负责制。护国运动时期，先后为川军代办速成班两期，培养军官400多人；先后在贵阳、泸州、韶关、广州、徐州等地设主分校，创国内军事学校在外省设分校之先河。据记载，报考讲武堂的学员精益求精，最初设有甲、乙、丙3个班。甲班：学员选调第十九镇队官(连长)、督队官、管带(营长)中文化较高者复训，分步、骑、炮、辎重四兵种，第一期66名、第二期49名，共115名；乙班：学员选调巡防营中具“功名”者，如监生、贡生、武举等并经考试分别复训，第一期61名、第二期33名，共94名，全为步兵科；丙班：除接受武备学堂和随营学堂生并入的学生200多名外，对外招考具有中等学堂学历且体检合格的青年录取142名。入校后与前者编为两个队，第一队187名，第二队155名，共342名，与甲、乙班复训军官不同的是：丙班接受“养成教育”。也就是说，学员必须进行从列兵、军士到军官的全面系统教育，同时还开设数、理、化及外语(英、法语)任选一门，考试合格后，分到第十九镇各部受入伍期新兵教育3个月，期满后回讲武堂进行军官教育。后来，讲武堂及黄埔军校，均沿袭此规定。为适应“新军”各部军官迫切需要，讲武堂还开设了“特科班”(尖子班)，朱德、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等一大批名将，当年就是“特科班”的学员。
为办好陆军讲武堂，云南都督唐继尧可算是有功人物，他倡导“非练兵不足以御外，非练兵不足以强兵”的新思想，先后在校内创立了云南陆军高等军事学校及陆军将校队。外语课在英、法文基础上又增设日文，其学制均仿照中、日陆军大学，以此抗衡北洋军阀控制全国惟一的陆军大学，并结合滇军及学校实际，对教育、训练、管理和设备进行改进。在用人方面大胆尝试，减少不称职兼职教官，聘任军事学家杨杰等人为专职教官，特邀日本陆军上校苫米地四郎主授高等兵学，日本陆军中校铃木兵主授兵器学并兼任劈刺教官。
在唐继尧等人的关心支持下，自1916年至1922年的第十一期到第十八期，讲武堂的教育、军训日趋正规化和系统化。在此期间，爱国华侨也为学校捐献大量经费，校舍得到改建，引进更新的武器装备，学校的火炮、枪支也开始现代化。加上讲武堂师生组织指挥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役中战绩辉煌，学校声誉名扬海外。国内外有志青年纷纷前来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仅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缅甸等报考讲武堂的青年达200多人。讲武堂的学生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中都起到冲锋陷阵的骨干作用。
1928年，蒋介石在“四·一二”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之后，明令各省不得办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先后改名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后又改为军官教导团。1935年被迫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1938年按黄埔军校系列定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
截至194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前后共办19期，培训学生2万多人，其中华侨学生500多人，朝鲜籍学生30多人，越南籍学生60多人，缅甸籍学生20多人。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应邀援助建校，首批派出的教官刘耀扬、叶剑英、林振雄、王柏龄、帅崇兴等人前往任教，他们分别担任步、骑、炮、工兵四大兵种科长，同时派出一批带枪械的教官协助办学。这些教官到黄埔军校发挥了模范作用。林振雄后升任教育长，王柏龄升任教授部主任，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生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曾任讲武堂兼职教员的国民党要员何应钦，也从上海赶到广州就任黄埔军校总教官。
云南陆军讲武堂自创办以来，对学员实行刻苦训练，严格管理。《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特别规定：“总办(校长)必须对训育之得失，军风纪之弛张，后勤及内务之良否，均以身在其责。”对监督、提调、科长以及教官也作了明确具体的职责规定，要求他们“奉公守法，自为模范，力任其责”，并对他们实行“精选良师以从教，给予高薪以养廉”的方针，教官的月薪是白银100两，科长以上高达120两。
由于学校实行严格管理，学员每早从凌晨5点起床训练到每晚9点方可入睡，每日三餐后稍事休息即投入“课堂理论，操场演习战”训练，甚至夜间也开展不定时操练。尽管军事训练格外艰苦，由于各级教官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专心教学而无贪污腐化行为，每期学员都自觉刻苦训练，学习及军训成绩优良。这种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的“三严”制度，军人养成“服从命令为天职”，“应、对、进、退”均合规矩，内务、着装、军容、军纪一丝不苟，对百姓和善礼貌、公买公卖，严禁扰民害民。
在护国、护法和抗战时，滇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主动当向导、抬担架，单食壶浆夹道迎。有两个例子做佐证：第一件是一个名叫常绍群的老人，今年已97岁高龄，上世纪20年代曾是讲武堂学员。有一次他在昆明晓东街“福顺居”吃饭，因算账一事与店主打了起来，这店主哪是讲武堂军人的对手，几下被打得鼻青脸肿。事后，店主憋着一肚子气告到讲武堂，常绍群险些被开除学籍，只因他成绩优良，颇得教官偏爱，几经求情检查，被痛打20军棍关一个月禁闭才回队训练，这充分说明讲武堂军纪严明。第二件是在护国战争的叙(永)、泸(州)战役中，工兵连长胡岳奉命率部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顽敌，全连官兵壮烈牺牲，阵地巍然不动，寸土未失。战后打扫战场发现，全体阵亡官兵着装、子弹带、绑腿、军风扣和平时操场训练一样符合规定，可见讲武堂学员及其指挥素质之过硬。
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员的条件要求也是很高的，除复训军官外，报考生必需具备高中毕业资格，入校后兼学文、理各科，学制三年。当时，这所陆军讲武堂在国人眼中，与美国的西点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法国圣希尔等军校齐名。一位法国观察家1921年在《香港时报》发表评论说：“在我所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如著名的‘上海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滇军视死如归打出了国威、军威。”
帅星闪耀，名将辈出
1909年末，李根源继任讲武堂总办后，一改高尔登承袭旧式武备学堂陈规陋习，学校面目焕然一新。当时留学日本的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顾品珍等进步学生，已在东京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滇越铁路通车那天，李根源不顾清廷禁令，带领讲武堂学生赶到昆明塘子巷火车站，他们高唱《云南男儿歌》，抗议法帝国主义强行修筑滇越铁路。
正义的爱国热情，激励着总办李根源、李烈钧、顾品珍等一大批军官，在清军中掌握兵权并兼任讲武堂教官的军官；第十九镇七十四标统带(团长)罗佩金，第二营管带(营长)唐继尧随时集会，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1911年，讲武堂一期受过革命思想熏陶的数百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各部队，掌握了清军第十九镇和巡防营的大部分武装，为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是年农历重阳节，为响应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的“辛亥革命”，云南陆军讲武堂爆发了武装起义，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讲武堂主要军官李根源、唐继尧、顾品珍任要职的临时军政府，历史上把这次起义称为“重九起义”。之后，讲武堂师生又组成北伐军驰援川、黔两省起义，促进了各省的相继反清独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
更值得世人关注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帅星闪烁，名将辈出。人们发现，从这里走出的2万多名爱国将官中，有原缅邦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将军，原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原朝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崔庸键大将。国内的将级军官数以百计，其中元帅就有2人，上将有10多人。在教官和学员中有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烈钧、顾品珍以及贵州省主席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曾任北伐军总参谋长、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云南省主席金汉鼎、胡若愚、龙云、卢汉；热河省主席孙渡等名将。还有在白山黑水中与日寇奋战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起义和剿匪战斗中作出贡献的朱家壁将军等一批共产党人。然而，在对历史改写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杰出人物中，最值得讴歌的乃是朱德、叶剑英两位元帅。
作为中国十大元帅的帅星之首，朱德元帅曾担任过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三任总司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朱老总”。朱总司令1911年从讲武堂特别班提前毕业，被分到十九镇三十七协(旅)七十四标(团)任事务长，参加辛亥革命升为连长。护国运动中，随顾品珍血战纳溪、蓝田坝、朝阳观、棉花坡前后48昼夜，抗敌10倍以上兵力。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仪龙县一个叫马鞍场的村子。1909年，23岁的朱德为追求革命真理，只身来到云南省会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到校不久便参加了孙中先创办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朱德随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武昌起义后，朱德被派往四川与清朝总督赵尔丰作战，由于讲武堂将士纪律严明，作战技术过硬，赵尔丰部下被打得落花流水。1912年8月，朱德担任讲武堂学生队长，在校教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1913年，朱德被升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境驻扎两年。1915年提升为团长，后升为派长，1921年任云南省警察厅厅长。
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攻占遵义后，为了调动滇军，“朱老总”下令“佯攻贵阳”，果然吓坏了坐镇贵阳的蒋介石，他慌忙命令滇军前往救驾，红军乘虚进入云南直逼昆明。尔后又虚晃一枪直奔绞平渡，3万红军将士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当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尾追到绞平渡，早已不见半个人影，只捡到红军丢下的几只破草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朱老总”任八路军总司令，领导全国军民八年抗战打败小日本；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反动的蒋家王朝。
1964年，“朱老总”再次回到昆明，专门去陆军讲武堂拜访老校长李根源先生，重温讲武堂那段难忘的历史。
关于叶剑英元帅，由于他曾经先后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总参谋长，故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叶参座”。他原名叫叶伟宜，191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改名叶剑英，其意是“及时练剑壮胆，成为报效祖国的英雄豪杰”。“叶参座”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去履行诺言的。
1924年，“叶参座”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凭着自己的聪明才干，被破格提升为教授部主任，培养了国共两党一大批将帅之才；1927年，他与共产党人张太雷等人，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红军被迫退出苏区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坚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叶剑英出生入死。在武汉、重庆等地，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深入虎穴，针锋相对痛斥国民党投降派，几次险遭暗杀仍不妥协，有力地维护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为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从陆军讲武堂走出的学员中，少数人也成了历史的反面教员。如：反复多变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大革命时期在广东沦为新军阀的杨希闵、授受溥仪复辟后被册封为四川巡抚的刘存厚等人。特别是后来与蒋介石形同难兄难弟，在北伐中屡遭战败，又专爱寻花问柳、人骂“梅毒将军”的王柏龄，后来官至国民党军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职，成了蒋介石所谓的“军事大管家”。而被人讥讽为“何婆婆”的何应钦，虽然也起到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人，丝毫无损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光荣历史和光辉形象。
总而言之，在英才济济、名将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叶剑英是两颗永远闪耀的“帅星”，是最值得骄傲的一代杰出人物。1988年，叶选平将叶剑英“第十二期毕业证书”赠给讲武堂，作为永久收藏的珍贵史料。1988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拂去历史尘埃，云南陆军讲武堂几经修复展露出威严肃穆的风貌，成了人们观光旅游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199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前夕，“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为讲武堂题写“革命熔炉”之词，缅怀陆军讲武堂的重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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