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西应县木塔的榫卯节点内部情况在CT和X光中被详细分析；当X射线探伤、紫外荧光成像等被用来还原海昏侯刘贺身高；当动植物考古展现三星堆人的食谱……一幅现代科技与古老历史交融的文化遗产保护新图景，正在中华大地徐徐展开。日前，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举办的“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前沿科技深度融入文化遗产保护各环节，科技不仅突破了诸多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可能”，更成为破解历史悬案的“金钥匙”。
智护文物
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球，游戏取景地之一的应县木塔吸引中外游客纷纷打卡。始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是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全木构楼阁式建筑。历经千年风雨，应县木塔倾斜日趋严重，保护刻不容缓。然而如何保护，一直是棘手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向东介绍，保护团队采用了多种科技手段。比如，构建应县木塔的数字模型，搭建应县木塔1：8大比例模型，以求阐释其结构稳定性承载机理；通过实验，保护团队研究木塔损伤演化过程和局部破坏的影响，最终得出一份应县木塔“体检报告”，为制定短期、中远期、远期保护方案提供了精准方向。
“科技创新推动文物保护决策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分析’转变。”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赵战护说。他举例，西安古城墙创新推出的“数字方舱”系统，集成了3000多个监测点位，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实时分析墙体结构变化，自动触发预警，实现了从“修修补补”到“智能预防”的根本性转变，大幅提升了预警能力和处置效率。
多学科交叉融合碰撞出更多文化遗产保护的火花——
无损检测与精密修复让文物“重生”，如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的唐吐蕃时期王冠，修复时运用X光透射与平板CT，精准归位2582颗珠饰，使其重现华光；
数字化与3D技术，助力文化遗产的“数字永生”，如山西文物数字博物馆，依托数字化技术，系统整合三晋大地丰厚的文物资源，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查询、浏览、检索、导览、鉴赏、互动等服务，最大程度推动文物数字资源的高效整合、开放共享与创新利用。
解码千年
“无人机航拍结合遥感技术，迅速定位遗址位置；磁法与电阻率成像技术，精准探秘地下未知世界；三维建模与RTK定位技术，实现厘米级高精度，重塑遗址真实面貌。”谈起现代科技如何提升考古工作效率，赵战护滔滔不绝。
科技如一条金色丝线，贯通考古全链条。在三星堆，多学科合作正奋力拨开历史的迷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志岩介绍，通过多学科合作，古蜀的社会生活正日益清晰：楠属、芦苇的踪迹，说明当时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先民以农耕经济为主；遗址中猪、牛等的牙齿，祭祀坑中野猪、黄牛蛋白质的残留，辅以大量出土的各类动物骨骼，表明当时人们食谱中除了粟、稻等主食之外，也不乏肉香；手工业方面，三星堆遗址的铸铜工艺与技术总体上与中原地区血脉相连，都采用范铸法，但在分铸、铸接、芯骨使用等方面独具匠心。
考古发掘现场，文物工作者常常遇到一些文物脆弱、情况复杂、出土后容易发生变化的遗存，怎么办？实验室考古正好大显身手。何谓实验室考古？简单说来，就是把那些脆弱的遗存连土层一起“打包”，在实验室里进行文物提取、信息采集和应急保护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考古方舱负责人刘勇表示，实验室考古以其精细可控的操作空间，成为解开历史密码的“精密手术室”。
江西海昏侯墓就广泛采用实验室考古的方法，将珍贵的“历史碎片”整体打包，有效保护脆弱文物和埋藏情况复杂的文物。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海昏侯墓考古发掘领队杨军介绍，经过在实验室中数月清理，一副罕见的汉代鱼鳞甲出现在人们眼前：铠甲的鱼鳞甲片有6000余片，样式在九种以上，最小的鱼鳞甲片大小仅有1至1.5厘米。“这副海昏侯刘贺墓西藏椁兵器库出土的一套铁、铜、皮复合的髹漆侧开襟鱼鳞甲，是目前我国发现的甲片最多、样式复杂、工艺奇特、等级较高的汉代铠甲。”杨军说。在实验室中，他们还采用X射线探伤、紫外荧光成像等手段，初步推算出刘贺的身高约173至183厘米。
科技之光，洞穿历史尘埃，不仅照亮我们“从何处来”的悠远路径，更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精度，助力我们更准确地读懂历史深处的脉动。当“硬核科技”与文化遗产保护深度交融，尘封的文明密码正被加速破译。
（本报记者 李韵 王笑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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