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首次发表于《收获》杂志2 021年“春卷”后于2022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
故事其实很简单，大唐天宝十四年，上林署监事李善德在其他众多官吏的谎骗下，接受了一个任务：要在贵妃诞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荔枝使”这看似光鲜亮丽的官职背后，潜藏的是人性深处道德的泯灭殆尽。人性就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揣测邪恶之人的心。当李善德在为担任荔枝使的巨大光环下沾沾自喜、引以为傲时，殊不知自己要完成的是一项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而岭南距长安5000 余里，山水迢迢。知道真相的李善德为了家人，只能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放手一搏：“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那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呢？我看到的是专制社会中的荒诞和人性的扭曲。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洪流、宏大叙事、权力垄断之下，底层民众的卑微和奴性。
展开剩余78%专制社会中的荒诞、人性的黑暗和扭曲荔枝，为岭南佳果，但“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日色香味尽去”。也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输到长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任务是荒诞的，然而这种荒诞和不可能，却没有人敢指出其中的荒诞本质。相反，每个接到任务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种“解决方案”：寻找一个替罪羊，将这块“山芋”抛给他。这就是专制社会的特色。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蒲松龄的《促织》，两个故事几乎本质一致。当时华阴县本来不产蟋蟀，但华阴县令不知道在哪弄了一只蟋蟀进贡上去，结果这头蟋蟀能征善战，深得皇帝欢心。于是，皇帝下诏责令华阴年年进贡。
华阴不产蟋蟀的，怎么可能年年进贡，但是上面要求下来了。而且华阴县令也想向上邀功、奉承，所以他当然不敢、也不会拒绝。但又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怎么办呢？往下分配，交代下面的人去完成，下面的人不敢拒绝上司的要求，所以一级级向下，这就跟《长安的荔枝》中一样，荔枝使都不敢接，所以一个个推，最后推到了李善德身上，而《促织》中是摊派到了成名身上。
《聊斋志异·梦狼》：“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权力高度垄断，垄断于君主，君权至上，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凌驾于一切法律制度之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制约、约束和监督，完全可以凭自己的个人意志来统治。
同时，君主通过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来完成权力确认和统治，权力呈现出了明显的垄断性、等级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国家统治机器完备，各衙役齐全，君主周围聚集了大量的文官武将。这些大量文武官吏权力来源于君主、上级，根本不是人民。所以说，决定官吏仕途命运的，完全是上级的好恶，君主的好恶，而不是人民和政绩。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拒绝差事，也不敢指出这个事情荒诞的原因，因为权力垄断，无人敢指责君主为了吃荔枝，要浪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君主只在乎自己的喜好，他们也不知道下面的人为了他们的爱好付出多少汗水和泪水。众人只看到一骑红尘带来了让贵妃欢笑的荔枝，但背后的血泪却无人问津。他们不在乎这一切，他们只知道从百姓身上可以榨取的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拥有至上权力的君主因为自己喜欢斗促织，居然让朝廷内外，整个国家、社会都围着他转。官吏们为了能够得到赏识，“媚上官”，结果每一位下级官员都需要借助进献善斗的蟋蟀而讨好上级官员，能够提供优质蟋蟀便是为官的最大政绩。下面的百姓为了弄到一只好的促织，甚至被逼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
一旦一个人能够进贡一只好的、善斗的促织，就能拥有良田百亩，“鸡犬升天”，这荒诞不荒诞，病不病态？李善德的荔枝使差事也一样，完成任务就能保人身平安，完不成任务呢？搞不好人头落地。马伯庸揭示出专制社会中“苛政猛于虎”的残酷现实和荒诞不经。民众长期专制高压统治和等级制度下，早已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奴性文化。在压迫下卑微生存、麻木不仁，人们之间不存在互相关爱，人性扭曲、死气沉沉。
本文参考文献：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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